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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敦促G20加强措施 防止加密货币被用于洗钱

2019-05-27 10:28 来源:中国网

  日本将敦促G20加强措施 防止加密货币被用于洗钱

  百度要在严明纪律转变作风上走在前、作表率。报告指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擘画了伟大梦想新蓝图,开启了伟大事业新时代。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继续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实行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

  通过观看微视频短片、各级党员代表发言、开展集体宣誓等形式,让与会党员干部接受了一场生动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爱党、为党、护党的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更好的提升了履行党建职责的素质能力,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干劲推动年度机关党建重点工作落实。实践证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根本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就在于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同志这个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坚强引领。

  市直机关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听取述职后,对各机关党委书记的履职情况逐一进行现场点评。来源:贵州机关党建网

经过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梦想。

  在设置积分的加分项时,分为理论学习、工作履职、社会生活、廉政监督等方面设置不同的加分分值;在设置减分项时,主要根据参加党的工作和活动情况,对没有达到基本要求的进行减分。

  杨学鹏指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既需要全方位用劲,更需要重点发力。罗永纲强调,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要牢牢把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个主题主线,把握精髓实质、做好融会贯通,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形成管党治党示范效应。

  四、开展党建专项督查,整改提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引导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以致用,使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化为思想自觉和工作实践。

  3月12日上午,市直机关工委书记胡锦同志主持召开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工委班子成员和各部室负责人围绕主题畅谈学习认识和体会。

  百度1922年3月间,周恩来还给另外两位觉悟社成员李锡锦、郑季清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加强新时代机关党的政治建设,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执行“四个服从”,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全党的核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教学形式除了课堂教学、专题报告,还有现场教学、小组研讨等,课程设置丰富,理论联系实际,生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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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嘉:解决“类住宅”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

2019-05-27 09:34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五一小长假之前,上海市发布了《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类住宅”;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持有期内不得转让;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此前在3月份,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类住宅”的一揽子政策,从销售对象(仅限企业)、设计报建(限制最小分割单位)、暂停贷款、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全面堵死“类住宅”的生存空间。

“类住宅”缘何泛滥,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

首先,商业办公(有其城市外围)租或售,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利润不高的问题,商办用地建“类住宅”,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

其次,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大城市产业升级(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商办项目很难招商,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

再次,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而“类住宅”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还享受住宅溢价。

最后,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住宅需求旺盛。房价“上台阶”,限购政策强化后,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类住宅”就应运而生。2016年,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和56%。由此,“类住宅”火爆就不难理解。

尽管“类住宅”客观上有生存空间,也补充了住宅需求,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城市分区规划,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人为降低用地效率,并导致“城市病”更加突出。目前,“类住宅”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加重了配套压力。区域内小商小贩、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换乘站点拥挤不堪。另外,“类住宅”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紧约束”政策失效。

近年来,京沪等城市在人口、土地供应上,均采取“减量发展”的政策。但是,“类住宅”以其不限购、低价格优势,成为外来人口“扎根”京沪的选择,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

出现“类住宅”乱象,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经营困难。笔者调研,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

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更快回笼资金、配套压力更少,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

不过,“类住宅”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人口迁入很快,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

目前,包括一线城市在内,我国大城市40%~50%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不足20%,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原则上,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所替代。同时,土地用途周期(最少40年)一般大于产业周期。互联网冲击下,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但在我国,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

对此,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召开听证会,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另一方面,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增加公共配套支出,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转制困难、无力补缴地价,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借地生财”,导致功能转换停滞。

于是,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而原有工业、商办也难以盘活,导致住宅用地紧缩,也由于外围工商业“不经济”而导致“类住宅”泛滥。

因此,解决“类住宅”,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以地均产值、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另一方面,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最后,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腾出无效占地。(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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